201718美国最高法院判例译述(72)——量刑更是艺术
时间: 2024-04-13 15:01:15 | 作者: bob下载官网
「上期小编以为2017/18年度的判例已经全部译述完毕，其实还有最后一篇今天推出。」
主笔：布雷耶官（罗伯茨、托马斯、金斯伯格和阿利托官附议；肯尼迪官撰写异议意见，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官附议；戈萨奇官未参与本案的审理）
判决主旨：当量刑范围变化时，法官不必按照变化幅度等比例换算刑期。只要有充分的依据，判决即属合理。
《联邦量刑指南》（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，以下简称“指南”）是美国联邦法官的重要量刑参考。根据该指南，法官首先要依据罪犯及罪行的特征，确定指南所建议的量刑范围。法官可以在量刑范围内量刑，也可以在量刑范围外量刑或变更适用量刑范围。
无论作出哪种选择，法官都需要仔细考虑法定的量刑因素，并且公开解释作出特定量刑的理由。但至于解释的详细程度，则有赖于各法官的专业判断。当案件概念简单，或有记录显示法官已最大限度地考虑了证据和抗辩时，解释无需过长。
查韦斯被控持有及意图销售，在他认罪后，法官根据指南确定了135至168个月的量刑范围，并选择了范围内最低的刑期135个月。
不久后，量刑委员会将相关量刑范围降低至108至135个月。查韦斯随即申请，将其刑期降至新量刑范围内的最低点108个月。但是法官只将其刑期降至114个月，并没有等比例降低。
查韦斯提起上诉，认为量刑法官未充分解释其拒绝选择108个月刑期的理由。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，该案最终被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。
查韦斯诉称，当法官在变换量刑范围后选择了不同的量刑点，即“不成比例”减刑时，法官就需要更详细地解释原因。最高法院认为，这一观点难以成立。从技术角度来看，当量刑点位于量刑范围中间某处时，追求精确比例会存在一定困难。更重要的是，量刑点的选择反映的是法官的综合考量，包括法定量刑因素及个案特点等。若量刑范围变化，选择新的量刑点并不足为奇。
面对查韦斯的上诉，美国政府辩称他根本无权获得解释，因为有关改判的法规并未明确要求法官就特定判决作出解释。最高法院则认为，政府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因为即便法官有义务解释其修改判决的理由，本案中的法官也已做得足够，理由如下。
其一，原判决中，查韦斯曾申请在量刑范围以下减轻处罚，但被法官拒绝。拒绝的理由是的危害性以及本案所涉的数量。改判与原判为同一法官，有原判的记录在前，法官在改判时当然考虑过案件的具体案情。
其二，法官是通过“AO–247”表格签发的新判决，该表格提供了不同的选项供法官选择，通过法官选择的选项，表明法官已考虑了查韦斯的请求、法定的量刑因素和相关的指南要求。
综上所述，法官在作出原判决时，认为135个月是相对适合的较高刑期，在量刑范围降低后，法官选择在新范围的最低点之上量刑，裁判的思路一脉相承，刑期的“不成比例”变化并不影响判决的合理性。
最高法院进一步说明，并不是所有的“不成比例”减刑都不要进一步解释。但基于本案的案情简单，法官已考虑了相关量刑因素，以及法官选择最低点以上刑期的原因直观易懂，可认定量刑判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以内，符合法官的专业判断。
以肯尼迪官为代表的少数派则认为，法官一定要考虑法定的量刑因素，而本案中并不能从书面上看出这点。多数派和上诉法院总结出的量刑理由，都是对量刑的主观猜测，量刑法官为什么就不能多写几句话呢？
至于“AO–247”表格，其内容也过于简略，难以看出法官为何“不成比例”减刑，法官本可以在表格中多作说明，或者干脆使用更详细的表格来进行勾选。
少数派进一步指出，当因量刑范围变化而减刑时，法律并不要求进行完整的抗辩程序，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放弃必要的记录与解释工作。这是源于泰勒案[1]的要求——“即使没有一点具体的法律命令，法院也必须清楚地阐明它们的推理，以便允许有意义的上诉审查”。
《联邦量刑指南》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量刑改革运动，旨在限制法官的任意判决，保证量刑的一致性和确定性。但是实践中，指南却因其机械性而屡受诟病。
到2005年1月，最高法院在布克案[2]中宣布指南违宪，指南的效力由强制适用转为建议适用。美国联邦的量刑，自此变为指南定量与法官自由裁量并行的混合模式。
从本案能够准确的看出，最高法院还是沿袭了布克案的裁判理念，在指南的限制下，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留了一定空间，以此来实现罪刑的均衡。量刑不单单是计算数字与比例的技术，更是平衡自由与统一的艺术。
崔伟，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，师从高凌云教授。现工作于上海市房管局法规处。希望读者们喜欢我们“英美法判例研究”团队出品的“美国最高法院判例译述”，也请各位读者对我译述中的不足之处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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